11月9日，大洋彼岸美国大选热火朝天，特朗普斩获276张选举人票实质性胜出，而此岸北京北大国发院中两位当代中国重量级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也展开了“炮火味儿”十足的对攻，究竟政府在市场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产业政策是否为必需？三个小时的争论信息满满。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之争

林毅夫教授信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以理性人、信息完全和市场出清为假设，原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和条件为分析背景，林毅夫将之予以发展来分析发展中的、转型中的国家，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基础上，将政府、企业家等决策者包含于内，强调“结构”的概念，寻找既定资源禀赋下的最优决策条件，他认为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是政府干预的原因，并因此赞成政府施行产业政策。

张维迎教授则信奉米塞斯-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纯粹的“自由”，反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更见不得所谓“好心”的产业政策，该学派认为市场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市场的完全性恰来自自由不全性，亚当斯密发现的“专业与分工”的好处本身就来源于信息不对称，正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和决策者的相对“无知”才创造了市场，市场处于一种动态的非均衡机制中，正因为此才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激励处于竞争中的企业家不断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保持相对垄断利润，因此市场失灵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政府产业政策的必要条件。

 二、产业政策界定不同

所有的讨论都必须置于同一标准之下，否则讨论没有任何意义。林毅夫教授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关税保护、贸易保护政策，或是税收优惠、各种补贴，比如土地、信贷的补贴，还有像工业园、加工出口区，还有一些对研发的补助，尤其是研究的补助”。这种界定是描述性的，总结了历史及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政府采取的有意为之的产业调整或产业保护政策。林毅夫教授认为19世纪60年代英国追赶荷兰、19世纪中叶美、德、法追赶英国及二战后日本追赶美国并获得成功都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

相比之下，张维迎教授对产业政策的界定更加严谨深刻，但充满了倾向性，是指“为促进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政府在私人产品生产的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因此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普遍性的产业政策比如统一的税收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属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知识产权对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同样适用，因此专利保护不属于产业政策。同时，张维迎教授针对林毅夫教授所列举的国家因产业政策而成功的例子予以针锋相对的质疑，认为二战后日本的汽车产业之所以繁荣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倾斜式生产方式”“关税保护”等产业政策有多高明，而恰恰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家有效地抵制了政府的干预，更认为如果没有本田的反对，就不会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三、产业政策存废主张不同

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内生理论进一步认为技术中知识资本突破了边际报酬递减的限制从而揭示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源。知识资本是经济社会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进而一定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必须在现有产业上不断创新出现新的价值更高的产业，进而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创新需要知识资本的积累，知识资本的积累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基础科研能力的长足发展才能够为经济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资本。基础科研失败的风险很高，历史数据显示成功率不足5%，一旦成功又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那谁来支持基础科研，必然是政府。

同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远的过程当中，应用的基础设施，像电力、道路、港口必须不断完善。软的制度安排，像法律、产权保护、金融的管制等等也必须不断完善才能够降低费用，才能够让经济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实际能够尽量接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的相对结构决定，要素禀赋的相对价格如能反应其相对稀缺程度，产业类型如能够反应其比较优势，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最适合国民经济发展实际的。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是产业结构必须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相匹配，同时林毅夫教授认为产业结构具有内生性，产业结构升级必然需要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改变要素禀赋结构需要由要素相对价格引导并由其反映。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完善基础设施投入、科研投入、法律制度、营商环境等软硬件技术的话，就可以改变相应产业的相对禀赋和相对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产品全要素生产率，这样企业就有更多的剩余和更高的回报率，资本禀赋以此循环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从资本相对稀缺的产业向相对丰富的产业技术转型。

总之，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实际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改善包括科研、法律等软硬件基础设施在内的营商环境，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发挥比较优势，不断实现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但实际运用中，根据林毅夫教授的主张却难以找到相应的可参考的运用产业政策成功的国家。

而张维迎教授首先认为不需要政府干预产业发展，政府既无能力也无动力解决好产业发展问题，同时怀疑将基础设施和科研的倾向性干预作为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既然认为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恰恰是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不断创新从而追寻相对利润的有利条件，那就必然反对将市场的缺位作为政府干预的充分理由。张维迎怀疑政府并不比私人更了解市场、不比私人能更准确地判断市场，创新并不是政府的有意为之，而是市场的必然选择。产业政策必然失败，何来需要产业政策之说？

两个角度来说，一是市场失灵不代表政府能代理市场做出更好选择，由于人类的“无知”和“无耻”，产业政策必然失败。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从计划经济到“双轨”制的循序改进，所有改革发展的成果基本来源于私人经济力量的激活。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持续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我们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

决策者本身知识能力的限制、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限制、追求自身利益的限制等等，政府作为决策者难以解决多目标“委托-代理”问题，当前政府的激励机制难以达到激励相容。另外，从集中化决策的弊端来看，“投票悖论”也难以规避，从统计学上讲，集中决策代理市场进行产业选择加大了犯错的概率。

其二，创新是不可预测的，市场自能选择合适的产业升级路线，分散化决策可以发现最优价格。张维迎认为技术进步和新产业的出现是不可计划化的，否则聪明的私人部门早就一窝蜂而上了，创新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无法预见其后果。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要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实现经济、实业的自由，交给市场去发现创造利润的点，交给市场去实现看似不能实现的事情。反对的人可能说有些事情是私人不能完成，但马云的淘宝成功了，马斯克的火箭升空又回收了，私人的创新是无限可能的，只要不是政府干扰，不是政府设置了障碍又来“好心”干预，这些创新就是可能的。

四、比较优势在产业政策中的意义

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中的”结构”包含了比较优势的意义，资源禀赋的相对稀缺性、相对价格体现着比较优势的意义。前文所述政府有意识地改变禀赋的相对比例，进而改变其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产业的比较优势，使得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度高的方向提升，并且林毅夫教授据此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确定的“两轨六步法”，发展中国家可以进入潜在优势产业，通过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实现资源的富集，改变要素禀赋并实现结构升级。

林毅夫教授多次提到政府的因势利导，当然这隐含了政府具备发现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能力，姑且不论此观点是否合理。他强调新结构经济学因势利导的产业政府，实际上多是企业自己选择的，或是企业已经进入的，或是要进入的。因为市场环境中有外部性、有资源协调的问题、有初始平均成本过高的问题等等，因此政府不是来帮企业做决定，而是来协助解决这些软硬件设施的缺陷从而使产业获得比较优势。

张维迎教授非常直接地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是不自洽的，是用“李嘉图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国家主义”。我们都知道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延伸，它倡导自由贸易。张维迎教授认为当今经济环境突破了“资本和劳动力不在国际间流动”的情况，要素禀赋的相对性即便不会消除也会被大大削弱。如果按照要素禀赋而论，十八世纪的英国棉纺业就不会如此发达，所谓比较优势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自由政府的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五、“有为政府”与“乱为政府”

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引入了政府的分析，强调有为政府，政府和市场并重，企图在统一框架下兼容政府的属性，使其能同时发挥监管者和参与者的角色，认为其能准确把握比较优势。

林毅夫认为只要政府能正确有为，产业政策是可以成功的。大多数国家产业政策的失败，在于这些国家没有从国情出发，政策超越了产业的实际发展阶段；在于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不满足比较优势；在于这些国家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缺位或供给不足导致企业总成本过高。正确的产业政策应该符合比较优势，应该解决企业的相对成本过高的问题，用有限的资源将存在潜在优势的产业变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林毅夫根据产业的发展阶段及禀赋状况将产业分为五类：追赶型产业如高端设备制造，领先型产业如高铁和造船，转移型产业如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如信息产业，战略型产业如航天航空相关产业，政府的角色就是把握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因势利导。

前述说过张维迎教授认为新古典框架不是一个很好的市场理论，理论假设脱离实际，而古典自由主义笃信自由市场，认为“市场失灵”是市场正常现象，政府应该无为，要限制政府边界，政府不能乱为，不能挤占私人角色。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一是政府自身存在的矛盾使得产业政策“乱为”，政府是个多目标集合体，如前所述解决不了委托代理问题和集中决策的风险问题，政府更不可能全面了解经济单位的效用函数，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处理上往往也捉襟见肘，而稍加限定政府角色如界定产权后自由放任市场则却能得到次优结果。二是私人单位的创新决策不是边际问题，不是基于边际的比较，而是处于长远市场的判断，市场的失灵恰给了私人单位创新的可能性，激励他去创新，去套利，去获得垄断利润。

 六、“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

需要说明的是“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并未在此次讨论中直接提出，但含义也隐含其中。林毅夫教授“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将政府置于主导者地位的理论主张也早于此次林张争论，引起很多讨论和争议。此前田国强教授于《财经》刊文认为“一个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它着眼中长期发展还是着眼短期发展，是强调改革还是不强调改革，是靠制度还是靠政策，是落脚于国家治理还是不落脚于国家治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能否兼容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当前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已成为共识，但同时又可以看到政府制定的诸多产业政策，政府职能转型之道依然困难重重，乱为不可取，有为也难如愿。林毅夫教授在《经济转型离不开“有为政府”》一文中指出“资金、资源如何避免盲目性，制度如何完善要靠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支持”，但中央政府经过广泛调研出台产业政策或产业规划之后，地方政府往往竞相出台类似政策，“懒政思维”、一哄而上恶性竞争、烂尾或者产能过剩等诸多弊端随之而来，如此一来，政府产业政策赖以存在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现象不但不能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行为讲究行为边界，缺位和越位都应避免。为什么常讲政府好心办坏事儿，很大的一个原因也在于有为政府的边界难以界定清楚，什么叫有为，什么叫无为？这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并无明确界定。有限政府方是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有为政府往往导致无效市场。

 七、企业家精神

尽管一提到林张之争，首先使人想到林毅夫教授是“政府派”，张维迎是“市场派”，此次争论里林毅夫教授多次提到“委屈”，因为他本人并不反对企业家精神，也强调企业家精神，只是二人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不同。新结构经济学框架里认为政府也具备企业家精神，政府的因势利导行为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和资源让企业家发现了机会，因此林毅夫认为发挥企业家精神需要具备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和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两个前提，例如，需要由政府处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外部性问题以及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这便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而张维迎教授更笃信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认为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创新是因为他们对于垄断利润的追求，企业家创新的决策行为也不是基于短期的边际条件，而是基于其对市场对于产业的判断，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他们敢于创新，创新不可预测更不需要政府规划。 

八、结语

对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不会止步于此，正如经济学众多流派的争议一样，但真理越辩越明，理论之树常新。钱颖一教授《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提出了有关经济学三个理解，其一便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理解现实的标尺”，此次产业政策思辨会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