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的“中国制造”而言，套用狄更斯的经典说法“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是再恰当不过了。

《中国制造2025》的正式推出为中国制造业未来10年设计了顶层规划和路线图，冀望通过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推动中国到202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但现实的情况是，在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的全球制造业新的竞争格局中，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压，而产能过剩、价值链条低端的结构性痼疾使中国制造业似乎陷入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转型升级需要新思维、新动力。

调整：顺势而为

放眼国际产业发展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美德英等国家分别发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工业4.0战略》、英国《工业2050战略》，试图重振制造业。目前，以智能制造为方向的工业进化路线，已经成为了全球工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而近几年中国制造业似乎与国际制造的发展不相协调。

其一，制造业的经济贡献度逐渐下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也一直是支撑和保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过去五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逐步放缓，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正在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制造业产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2013年服务业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首次超过制造业。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9.9个百分点；

二是中国经济的去工业化迹象悄然出现，制造业优势走向萎缩和衰落，中国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局面，固定资产投资减速，许多制造业企业被迫关停并转，制造业发展速度呈现递减态势；

其三，经济生活“避实就虚”现象日盛且“虚实脱节”。市场盛行脱实就虚的投资投机风气，一些“富二代”宁可放弃继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家族产业而热衷于金融投资和资产管理，各类主体将大量资金配置到股票、房地产、创新性金融产品等资产领域，资金不能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消极制约。

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制造业是美国经济竞争力强弱的主要象征，其先进程度是美国经济能否在全世界率先垂范的决定性因素。”此言虽是美国对自己的警惕，对我国的产业化升级也具有警醒的作用。一国竞争力的基础是制造业。衡量“中国制造”的能力，最终是要看“中国制造”在国际化产业分工中的竞争能力。

中国经济逐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演进是我们需要的结构调整吗？不可否认，这种结构调整带来的显见成效是相比以前同样的增长速度能吸纳更多就业，从而在经济下行区间内就业亦能稳步增长。2014年，中国GDP增速放缓至7.3%，而当年中国新增就业人口达到1322万人，为2000年以来最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到的是，过早去工业化是十分危险的：

危险之一是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服务业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实质上是一个低生产率部门代替高生产率部门的过程，统计资料显示，服务业单位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仅为第二产业就业的80%左右；

危险之二是助推经济下行。根据经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生产率、劳动力和资本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长期来看，当资金和劳动力涌向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也会逐步下滑，累及到经济的长期增长。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探底与制造业的衰减就不无关系；

危险之三是增加了经济生活的系统性风险。由于实体经济的下滑，社会资本不断吹大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资本市场泡沫，经济生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近几年来银行不良资产的持续攀升、去年来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以及今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剧烈震荡，无不警示我们没有实际社会价值创造能力的虚拟经济的脆弱性、波动性和危险性。

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说明，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体并没有实现经济更加繁荣的目标，西方发达经济体近年来被迫相继重新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作为一个人均GDP尚不足世界均值的国家，中国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仍应孜孜不倦地强调发展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2015年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创2012年9月份以来新低，降至临界点下方，中国制造业仍处在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长期大趋势中，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仍是支撑中国经济走出底部挣扎的泥潭、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利器和手段。

发展：乘势而上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还要学会对形势的把握。上个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巨大商机，催生了三一、徐工这些从二三线城市成长起来的大型重工企业；中国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催生了华为、中兴这样的世界级电信设备供应商。今天我们有“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国际市场为我国“大制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出口机会；我们有深化金融改革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同时国内巨大的多样性市场为“微制造”提供了发展机会。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东边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边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发展潜力巨大的福地国家。据统计，“一带一路”战略涉及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GDP总量占世界的29%，这些国家都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而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发展过程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性，因此这些国家对于我国具有普遍认同性。制造业是对外贸易的物质基础，工业产品是出口的重要支撑，制造业承担着扩大进出口的重任，因此我国制造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眼前的巨大国际市场，国内制造业应至少落实两方面措施：

一是发挥自身优势，在优势领域扩大开放程度，提升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在轨道交通、电信、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拓展与国外合作方式，包括合资合作、海外并购、合作研发、联合设计等；结合亚投行业务，参与相关国家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立产业园区等；

二是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布局海外市场。传统产业方面应在提高质量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新技术、改进工业设计、增加绿色环保元素，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机械、电子、信息产品等方面，应该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实现减本增效，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加强基础零部件的研制，提高自给率，完善产业链。

技术：融合创新

产业转型升级必须依赖先进的技术，但技术创新需要新理念、新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多年里，我国企业主要通过模仿创新取得了快速的技术进步，使中国逐渐成为了全球制造中心，也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今时代，定制化消费逐渐替代传统规模化生产成为主流。制造业创新体系正在发生重构：

一是创新载体从单一企业向跨领域多主体的协同创新网络转变；

二是创新流程从线性链式向协同并行转变；

三是创新模式由单一的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转变。

在制造业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信号也给我国制造业敲响了警钟。在中高端制造领域，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凭借其长期积累起来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使其抢占了许多领域的制高点。随着机器人、3D打印等智能制造技术和装备的应用，劳动力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作用和占总成本的比重都在下降。

种种迹象表明，多年以来“中国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场换技术”的后发战略已难能为继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偏低，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我们很难另辟蹊径走完全自主创新之路。而且，通过自主创新和研发核心技术实现转型升级，进程缓慢且缺乏成本效率。因此，“中国制造”的创新体系的理性选择应是自主创新与融合创新双策并举，在提高关键技术和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推动融合创新。

融合创新不是新生事物，日本的工业发展是融合创新的典范，实际上，中国高铁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升级正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自主创新所获得的成功。过去20多年中国制造赖以野蛮成长的劳动力优势、成本优势不再，但中国的市场优势依然存在，特别是国内资本积累和国家外汇储备日益丰厚。中国制造应树立全球视野，需要具有强烈的国际化的产业思维和金融思维，推动《中国制造2025》纲领性文件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良性对接，借助于资本和市场的力量，集聚游离在外的金融资本重新回归制造业，积极开展并购活动，主动整合国际先进生产要素，高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突破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构建我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

保障：营造新生态环境

营造“中国制造”的良好生态环境，为创业创新提供有效支撑，也是制造业升级的有效保障。所谓的产业升级并不只是制造业需要面临的挑战，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功与否，也是对国内产业发展环境的重大考验。从政府层面应加强引导创新投融资体系，搭建产融结合的金融平台，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拓宽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引导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在于创新财税政策，创新财政资金的支持方式；完善中小微企业政策就是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力度，不断完善对中小微企业在融资、咨询、培训、人才等方面的服务，是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最好的支持；健全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一是要打造高水平的管理人才队伍，提高企业经营水平；二是要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从学校层面进行教育改革。

内核：灌注“中国制造”的精神力量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中国制造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的成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处在附加值最低的环节，也让中国制造给全球市场留下了劣质、廉价的印象。但是近几年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深刻变化、技术的不断突破，让中国制造在过去赖以生存的优势都消失了，中国制造需要重构内驱力。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业历经200多年的发展，已经沉淀形成了高度的工业精神和制造业文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已深深植入到工业的发展与工业品的生产中，如美国产品对创新的不懈追求、英国产品的高贵气质、意大利法国瑞士产品的艺术特质、德国产品的技术质量至上、日本产品的精益求精等，这些产品与文化的结合，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树立了高端的品牌形象，并已形成国家工业的独有的竞争能力。

中国鲜有工业文明的积累，中国只用了30多年时间就行色匆匆的从农业社会快速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精神和制造文明的缺失已成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一大痛点，制造业价值与精神的重塑应该成为中国追赶差距的支点。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发展制造业不应抛弃传统文化，在创新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制造需要找回很多被忽视的文化与精神，让工业产品作为优秀文化的载体，通过文化元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打造出高端的品牌。

在市场的变化面前，中国的企业还应保持一定的定力和信心，我们一方面需要以专业专注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并不是一味的向外转，不能把转行当成转型，传统产业升级还是要以原产业为基础，需要通过专注成就于专业，造就于竞争力。华为成功的关键之一是自创立以来，始终坚守“业务聚焦”战略不动摇，不为其他行业的高利润所动，绝不进入电信以外的其他行业，坚持在电信行业精耕细作。

另一方面需要以专注严谨的“工匠精神”在企业上下形成一种文化与思想上的共同价值观，并由此培育出企业的内生动力。新时期的“工匠精神”既是一种对工作执着、对所做的事情精益求精、对生产的产品精雕细作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在客户需求多样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制造业新思维，需要从个性化的客户需求出发，利用大数据、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来设计、生产新的产品、好的产品，打造从需求到生产完整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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