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财政部在政府采购法实施12年后，第一次行使法定权力，将竞争性磋商认定为原有五种法定采购方式以外的其他采购方式，在优化政府采购环节、转变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竞争性磋商采用“先明确采购需求，后竞争报价”的两阶段采购模式，即先通过需求明确的过程，选出合格供应商，再以此为基础，通过竞争报价确定中标人。

在报价之前，磋商小组须对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同时，在磋商过程中，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这一方式能够帮助政府部门明确项目具体需求，并据此在资格审查阶段剔除不符合基本要求的投标供应商，以确保项目最终由资质过硬的投资人来实施。

其二，用“综合评分法”替代“最低评标价法”。

此前，对于技术需求复杂或特殊，不能确定具体要求的采购项目，各地普遍采取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而事实上，“最低评标价法”适用于标准规格统一、技术成熟的采购项目，可以通过价格竞争削弱商品的品牌差异，达到节约财政资金的目标。然而实践中，“最低评标价法”却时常引发劣质服务供应商通过压低价格的方式抢占市场、优质供应商却受成本等因素影响难以降价而被市场淘汰的现象。

以药品采购为例，长期以来，我国基本药物采购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评标，但这一评标方法选出来的中标价时常明显低于企业购买原料药、包材及辅料等花费的必需成本。大部分质量有保障的企业无缘中标，最终导致一些常用药、救命药甚至是罕见病用药等不断出现短缺，严重阻碍了基本药物的正常供应和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最低评标价法”在某些时候成了阻碍优质供应商提供更高效、更具创新性解决方案的一道围墙。而磋商采购方式使用的“综合评分法”，可根据项目的特点，在评分标准中设置合理权重，通过对包括价格、服务内涵等在内的总体服务方案进行打分，最终筛选出优质高效的供应商。

其三，将政府采购制度功能聚焦到“物有所值”的价值目标上来，达到“质量、价格、效率”的统一。

磋商采购方式通过资格预审确保供应商质量，通过综合评分保证采购价格处于合理区间。很明显，这一方式重点关注合作供应商能否增加供给、优化风险分配、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政府成本等，有助于引导政府采购实现“物有所值”的制度目标。

不过，尽管从以上三个角度来看，磋商采购方式提供了更为科学的选择规范，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例如，“综合评分法”要求，“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但实践中，由于磋商小组专家是从相关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研究水准存在一定差异，以至于评审分值设定不尽科学。又如，按照相关规定，“通过随机方式难以确定合适的评审专家的项目，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可以自行选定评审专家”，而自行选定评审专家可能存在“暗箱操作”的隐患。因此，在使用磋商采购方式时，应针对磋商小组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如对采购结果实行问责制，以此督促磋商小组在权重设定及综合评分过程时认真负责。

一言以概之，磋商采购方式在“两阶段采购”过程中，通过引入“综合评分法”达到“物有所值”的制度目标，是对原有采购方式的有力补充。但同时，还需增加采购环节的透明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过程监管机制等，让好制度发挥出应有的效用。